巡田水季刊 【土地掠奪專題】印尼農民聯盟SPI:帶領百萬農民重佔土地
 


SPI重要的重佔地據點Sukabumi村落。

SPI重要的重佔地據點Sukabumi村落。

 

文/陳平軒        圖/池依林、農民之路

在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的浪潮之下,跨國資本以沛然莫之能禦的態勢在全世界範圍內流動,過往帝國主義時代倚恃武力對殖民地進行剝削的模式,轉化為更細緻的以外交、經貿、政治、內國法等手段進行控制的模式,其中一種呈現的態樣就是在全球各地持續發生的「土地掠奪(Land Grabbing)」行為。

土地是全球農民賴以安身立命的根本,也是一切農業生產行為的基礎條件,但跨國資本透過與第三世界國家政府的合作,迫使各地農民失去對土地的自主權,甚至流離失所成為難民;許多由在地農民世代進行耕作的傳統領域,在未經過其同意的情況下被轉換為跨國公司的產業用地,生產橡膠、咖啡等經濟作物,甚至進行大規模工業開發。為了捍衛基層小農生存的基礎,許多國家的農民團結起來,透過具體的草根行動,對跨國資本的侵略進行反擊。由印尼農民聯盟(Serikat Petani Indonesia,下稱SPI)所領導的「重佔運動(Reclaiming the Land)」即為其中著例。

Sukabumi村落一景。

在這裡,土地分配、公共設施、建屋、種作等,無一不是由居民親手打理。

 

在自己的土地上流離失所

SPI是印尼最大的草根農民組織,擁有60萬農戶的會員。所謂的「重佔」,是指由農民「重新取回」對於土地的自主權。由於印尼並不像台灣施行過全境的土地總登記,因此許多土地的所有權歸屬,在現代國家法制上其實是處於曖昧不明的狀態;換言之,從現代法律的角度而言,印尼有許多土地都還處於前現代的狀態,不少土地並未登記在任何人的名下,且國家或地方政府亦非所有權人。然而這些「無產權人」的土地並非無人居住或利用,事實上,數以百萬計的農民在長達數百年的時間內持續在這些土地上耕作營生,已形成具有歷史脈絡的農村聚落,但這樣的「無產權」狀態,也使得這些土地成為印尼政府與跨國公司得以輕易掠奪的目標。

在台灣,由於施行過土地總登記,幾乎所有的土地,其所有權歸屬在法律上都是十分明確的,因此「土地掠奪」在台灣發生的形式,大多都是政府透過各種制度工具,例如強制徵收、土地重劃、都市更新等法律,進行用地的取得;固然台灣也不乏有許多因複雜歷史因素而形成的非正式住居問題,但國家也經常必須透過訴訟等手段,來取得強制執行力,作為迫遷行為形式上的合法性外衣。

反觀印尼,土地產權在法律上的真空狀態,使得印尼政府可以用更赤裸的方式和跨國公司進行「合作」:中央或地方政府,往往透過簽訂投資協議或備忘錄的模式,直接把某一個區域內的土地「外包」給跨國公司,在被「外包」的範圍內,跨國公司擁有類似合法地上權人的地位,得以排除一切「侵害」──包括原地農民的居住以及種植行為。因此原地農民要不是被迫放棄糧食生產,改種跨國公司要求的經濟作物,就是被迫離開原地,成為流離失所的無根貧民。

SPI在Sukabumi地區設立的學校

SPI在Sukabumi地區設立的學校,雖然看起來只是簡易竹棚,這裡卻是教導在地農民進行生態農業、傳授保種知識、復耕傳統作物的地方。同時,也是各種會議集散地,對Sukabumi有重要的社區支持功能。

 

組織起來,親手奪回屬於我們的土地!

這種近似中世紀莊園的種植園,讓許多印尼農民輕則淪為無地農奴、重則成為迫遷難民;不少跨國公司甚至在種植園內豢養私家的警衛部隊,以武力鎮壓或驅趕不合作的農民。然而,千百年來農民在地居住與耕作的歷史與事實,為什麼可以由現代國家的法律來定義是否有權、甚至加以剝奪? 為什麼實際在土地上耕作的農民,不能自主決定要種什麼、怎麼種?為什麼世代居住在土地上的原居民,會在自己的土地上被驅趕、甚至射殺? 正是基於這些質問,印尼的草根小農們團結起來,在SPI的帶領下,進行了一波又一波的「重佔運動」。

筆者曾拜訪SPI協助的重要重佔地Sukabumi,村落在重佔居民的親手打造下井然有序,村落周邊的工地也種植了蔬菜、樹薯,確保土地的有效利用,可見「重佔運動」涉及的是長達十年以上的一系列行動組織、資源配置、以及社群自我治理。

稱為「重佔」而非「佔領」,是因為SPI認為,耕地原本就是屬於農民的,是國家以及跨國公司透過武力和法律,技術性地剝奪農民占有土地的權利,讓正當的土地使用變成非法的行為,因此農民必須透過真實的草根行動,重新奪回土地的控制權。通常一次的重佔行動會分成三個階段,首先是調查階段,SPI會有專門規劃重佔行動的組織者進行調查,評估哪些土地適合進行重佔,例如地理位置是否偏僻、地上建物是否密集、跨國公司的防禦程度、佔領後是否利於防守、後續可能會面對的抵抗與法律追訴等。其次是佔領階段,行動的最小單位為農戶,每戶農家會被分配到至少負責一公頃的土地,由受過訓練的組織者率領,於行動發起日迅速對目標土地進行集體佔領。

Sukabumi地區的SRI農法實驗田。

Sukabumi地區的SRI農法實驗田。SRI是 System of Rice Intensification(水稻強化栽培系統),透過降低水稻單位面積的栽種數量,搭配自製堆肥改善土讓情況,強化根部與植株發展管理的生產方式。不只提高50%到100%的稻米產量,且可以減少50%的灌溉用水需求,非常適合資源有限的地區栽種米糧。

 

自己村落自己建:佔領區的自主治理

如果目標土地為空地,他們會立即搭建簡易房舍,並種植可以快速收成的作物;如果目標土地上有跨國公司的經濟作物,他們則會先將之剷除。這個階段印尼政府或跨國公司可能會派出武裝力量來驅趕農民,依據不同的情況,執行重佔行動的農民可能會選擇抵抗、撤離或轉進,待跨國公司的警衛或政府的警察撤退後,再重新回到原地執行佔領,如此不斷重複。最後為守成階段,此時佔領區的狀況逐漸穩定,參與重佔的農戶已有在目標土地上集體生產的事實,但仍可能會不時面臨警察或警衛的騷擾,以及接踵而來的法律追訴。SPI會派出專門的律師代表農民處理與跨國公司或國家的訴訟,也會向中央及地方政府進行政治遊說,為農民重佔土地的行為取得合法權利形式。

重佔回來的農村聚落,並不會就此與SPI斷了連結,許多佔領區從此插上SPI的旗幟,成為協助其他農民的草根力量。筆者曾在SPI的安排下,參訪了位於西爪哇省Sukabumi地區的一個佔領區,這個重佔回來的農村裡面沒有任何政府興辦的公用事業,也沒有任何國家治理的痕跡。一切的公共設施,包括道路、禮拜堂等,都是村民自力興建,村落的事務也都由村民自治。村落的入口設有檢查哨,由村民輪班看守,必須通過檢查哨才能進入村落。

SPI不只協助農民奪回土地的控制權,幫助他們對抗跨國公司或國家的武力侵犯及法律追訴,也希望農民在重新取得土地後能夠站穩腳跟、自力更生。因此SPI也在村子裡設立了學校,教導農民進行生態農業、傳授保種知識、復耕傳統作物,期待農民能夠藉由找回傳統農藝,降低對大型農化公司的依賴,進而自給自足,重新在生產過程中獲得充分的自主性。

在Sukabumi近郊,佔領的土地被用來種植他們的主食:樹薯。

在Sukabumi近郊,佔領的土地被用來種植他們的主食:樹薯。

當地主食樹薯。

樹薯是快速生長且粗放的糧食作物,相當適合佔地運動,種下去半年就可以收成,而且無須重種,塊經部分會自行生長,幾乎家家戶戶都有種植,葉子跟塊根都可以吃,塊根部分是主食。

重佔區內也有栽種橡膠。

重佔區內也有栽種橡膠。

 

土地代表生存本質,怎能稱斤論兩?

印尼的「重佔運動」不只是對遍佈全球的「土地掠奪」行徑的反抗,更是草根農民自我認同的堅定宣示。筆者造訪Sukabumi農村的時候,曾問過當時擔任SPI專職律師的Yudha Fathoni,與印尼政府訴訟的目標,是不是要設法讓參加重佔的農民取得合法的產權?Yudha給予的答案是否定的。他們要爭取的是政府的承認,承認農民有權利在土地上生存、居住、耕作,無論是政府或是跨國公司,都沒有權力隨意驅趕他們。Yudha說,獲得承認的土地,一旦進入現代法律的邏輯產權化、私有化,就很容易成為市場上的商品,佔領區內的土地,是採用分配的方式,由各農戶共同耕種。對SPI的草根農民來說,土地是生存的根本、是生產的基礎、是生活的場域,也是作為一個農民身分認同的來源,因此土地是非賣品,也是農民不可剝奪的基本權利。

「重佔運動」是印尼草根農民爭取自身權利的一種實踐形式,並不一定適合台灣的時空情境,但或許仍能為我們帶來一些啟發。參與重佔的農民看待土地的思維方式,在當前這個無論山海都能稱斤論兩賣的世界裡,更是應該作為我們重新省思人與土地關係的起點。

Sukabumi當地市集。

Sukabumi當地市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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